1949年11月下旬，刘邓大军的二野从南线迅速解放了重庆等地，完成了迂回包围残敌的部署。贺龙指挥的18兵团从北线解放了陕南和川北，直逼成都。在人民解放军南线和北线的强大攻势包围下，胡宗南所部和川军纷纷被歼或被迫宣布起义，少数企图顽抗南逃的敌军，被我二野部队截击围歼。
12月中旬，西北南下工作团队员大部分步行离开西安，一部分同志随后乘火车赶到宝鸡。待大队人马汇合后，就开始冒着风雪翻越秦岭。一路上，大家在冰天雪地里风餐露宿，极为艰辛。在向陕南的留坝挺进时，由于胡宗南的部队破坏了公路桥梁，又埋设了许多地雷，工作团不得不按照扫雷部队指定的路线前进。路途中，许多同志脚上起了泡，但仍忍痛坚持行军。
西北南下工作团进军四川时穿越剑门关
贺龙等领导同志到达陕南褒城后，遂将原已确定到川北、川西和西康省的工作团分配至各地县的干部名单，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。李井泉担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行署主任，另有到成都市和各地委、专署工作的主要领导50余人，其他各类干部共2000余人。胡耀邦担任川北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行署主任，到川北地区一级工作的领导干部近40人，其他各类干部共1700余人。廖志高任西康省党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，到西康地区一级工作的领导干部有20余人，其他各类干部共1100余人。为适应迅猛发展的形势需要，总指挥部决定后梯队的一批干部改乘汽车火速前进，其余同志仍整队步行。
南下工作团的队员们克服严寒和道路泥泞等困难，翻过了巴山，进入四川境内的广元县城，然后又分路前进。分配到川北的干部即开始着手接管和支援南下大军的工作。12月27日，成都被我北线18兵团等部解放，12月30日举行入城仪式，受到了成都各界群众的夹道欢迎。分配到川西的干部大部分随军进入成都，分配到西康的干部到达成都后稍事停留整顿，经贺龙、李井泉等同志再次动员，于 1950年2月1日到达雅安。去康定地区工作的干部于4月初到达，去西昌地区工作的干部5月份才到达。此后，南下工作团人员先后到达被分配的县区，并在所在党委、政府领导下开始工作，“工作团”的名义即自行消失。
成都解放后，遵循川西临时军政委员会的指示，很快成立了以李井泉同志为主任的军事管制委员会，任命原18兵团司令员周士第为成都市市长。分配到川西区和成都市的工作团干部，很快参加了成都市的接管工作，分配到温江、眉山、茂县等专、县的干部，先后到各专、县进行接管工作。与此同时，成立了中共川西区党委和中共成都市委，并与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举行了会师大会，贺龙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，他号召地下党的同志同解放区来的同志团结合作，共同搞好城市的接管工作和其他工作。
随后，立即开展了三项工作：（1）在党委领导下，统一组织力量，派出军事代表，按各个系统自上而下地进行接管。在接管旧政权的同时，还派出军事代表接管了新闻出版、银行、交通、邮电和学校、医院及一些原属官僚资本家的企业，并充分发动和依靠城市工人群众恢复和经营，维护社会秩序。命令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登记自首；取缔反动党团；遣返散兵游勇和开始救济难民等。（2）由人民政府下达征粮任务，派出征粮工作队宣传征粮政策，并利用旧乡保人员，迅速开展征粮工作，以解决人民解放军和政府、公职人员、城市居民以及起义、投诚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。（3）解放初期，土匪趁混乱之际，到处抢劫杀人，破坏社会秩序，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，我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迅速开展了剿匪工作。
1950年2月初，不甘心失败的美蒋匪特和某些假名起义的反动部队，纠集当地反动封建势力，纠集散兵游勇，趁机到处煽动反革命武装叛乱，从2月初开始2月底几乎蔓延到全川各地，极大地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给我们的各项工作和农村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威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贺总根据中央制定的“军事打击、政治瓦解、发动群众三结合”的方针，迅速指挥驻川部队开展剿匪、平叛斗争，并采取“以集中对集中，以分散对分散”的办法，坚决打击和消灭敌人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平叛斗争，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阴谋，保证了军需民用和市场的供应。
成都解放后，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和命令，贺龙就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，不久，又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，继续领导川康地区的工作。
来源：本文资料由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入川干部史料研究会”副会长高晋川提供，暴玉怀综合整理吕梁政协等信息，原题为《追寻南下的足迹 ——西北南下工作团入川前后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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